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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消费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生产国。
2020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手机产量超过14.8亿部，而2015年巅峰时期这一数字曾来到20亿部。
纵观20多年来中国手机制造产业的发展，其实就是全球手机产业格局的一面镜子，见证了诺基亚、摩托罗拉的悔恨，乔布斯、余承东、雷军的辉煌。
有人说，世界手机看中国，中国手机看广东。从90年代中国手机制造产业开始萌芽，到21世纪初期的野蛮生长，到如今成为世界手机制造中心，广东都有见证，并几经沉浮，成为毋庸置疑的霸主，一省占据全国四成以上产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诺基亚摩托罗拉主导的代工生产，到白牌山寨机的野蛮生长，再到国产手机一步步走到舞台中央，以广东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以浙江为代表的长三角和京津地区轮番登场成为手机制造产业中的主角。
中国手机制造产业的崛起、广东抓住机遇的成功逆袭，都十分值得品味。而未来十年乃至二十年，中国手机制造这条大船，又将要驶向何方？
一、京津的辉煌见证功能机王者的荣光
90年代中期，中国手机制造业还处在萌芽期，那时全国手机产量不过400多万部，本土手机品牌根本无从谈起，手机生产基本以给海外巨头代工为主。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90年代中后期，全球手机市场还是以诺基亚、摩托罗拉这样的老牌手机巨头为主导，因此承接二者手机工厂的北京和天津就成为了这一时期手机产量的主要贡献力量。
1996年，天津大幅领先其他省份，手机产量超过200万台。这一年，摩托罗拉在天津的手机工厂还在开足马力生产。
这一时期，天津成为中国第一个手机制造的集中地，而京津地区也成为了中国手机生产的主导力量。
与此同时，诺基亚也迎来了自己的人生巅峰。1995年诺基亚手机业务全线爆发，订单量暴涨，在当年创下了10亿美元的利润新高。1996年，诺基亚实现了全球出货量第一，成为了真正的全球手机霸主。
 ▲诺基亚2110
从1996年到1997年底，短短一年，中国手机产量从400多万部暴涨至5000万部，翻了将近13倍，以北京、天津、广东、上海、浙江、江苏为代表的省份甚至都有几十倍的产量增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但在一片繁荣背后，没人会想到，这样蓬勃的功能机时代，即将迎来自己的夕阳。
当然，通过给海外品牌代工，中国手机制造业也积累了原始的技术和经验，1997年，东方通信建立了中国的第一条手机生产线，并且还在美国硅谷建立了自己的手机研发基地。
当时东信最大的业务就是给摩托罗拉做手机的代工生产，仅东信一家就有150多万部的生产规模，一度占据了市场六分之一的份额。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首任董事长施继兴
中国手机产业初期发展的困难与80年代末政策的严格管控也有很大关系。
不过事情很快迎来了转机，1998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快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开始给手机生产颁发牌照，当时信产部一共发出了49张牌照，拥有手机牌照的企业一共有38家。
政策的放宽带来了许多国产手机项目的上马。这里不得不提到波导这家公司，在当年的“BP机时代”，波导的名字无人不知，因为这是唯一一个能和摩托罗拉抗衡，拥有自主研发的BP机的企业。
尽管当时BP机还卖的很火热，但波导掌门人徐立华似乎嗅到了一丝危机，果断开始转型，1999年，波导迅速杀入了手机市场，在同年9月取得了手机生产牌照。
 ▲波导创始人徐立华，现任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波导手机，手机中的战斗机”，成为了那个年代人的共同记忆，后来甚至被化用在了2007年赵本山和宋丹丹的春晚小品中。
2000年，波导成为了销量第一的国产手机品牌，手机产量达到92万台，随后的两年里，波导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国产霸主的地位，总销量紧随摩托罗拉和诺基亚之后。
也正是在2000年，全国手机产量达到了8000万部的规模，北京仍然保持第一，但广东奋起直追，产量增长迅速。2001年，广东、天津的手机产量先后超越了北京，也在这一年，中国手机产量正式突破了1亿部大关。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不过在当时，国产品牌手机即使是龙头，其出货量规模跟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巨头也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外资品牌仍然占据着市场的绝对主导。
尽管如此，面对国产手机品牌的崛起，外企采用了惯常策略：降价打压，一度以“腰斩”的幅度降价促销。并且摩托罗拉还与广东移动中山分公司联合推出了中国首款“运营商定制机”，进一步强化渠道控制和营销宣传。
在这一时期，运营商定制机的兴起也带动了广东手机制造业的发展。当然，摩托罗拉手机生产的主场仍然在天津。
2002-2003年广东继续扩大手机产量领先优势，2003年全国手机产量接近2.4亿台。但在2004年，北京、天津手机产量增长迅速，反超广东位列第一、第二，北京手机产量接近9000万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北京此时也是诺基亚在中国最重要的手机生产基地，2005年诺基亚中国工厂“四合一”，北京亦庄的诺基亚首信通信公司，成为了新重组成立的诺基亚中国生产总部。2004年左右，诺基亚一直是中国手机市场份额第一。
二、山寨机崛起、华强北诞生，国产手机分汤吃肉
2003年，诺基亚1100全球销量突破2亿台，2009年，诺基亚手机出货量达到4.3亿部，甚至在2010年第二季度，诺基亚在移动终端市场的份额仍然还有35%。
 ▲数据来源：数据眼
危机往往就蕴藏在安逸之中，十几年的“独孤求败”，让诺基亚略显老将的疲态，动作也有些迟缓了。
2007年左右，对于全球手机行业来说，是关键的一年。在此之前，不论是操作系统软件还是芯片硬件，中国手机厂商都与诺基亚这样的巨头之间存在几乎“不可逾越”的差距。
2007年11月，谷歌与全球84家硬件制造商、软件开发商及电信运营商组建了开放手机联盟，共同研发改良Android（安卓）系统。这一次中国手机厂商终于有了和世界品牌在软件技术上站到同一起跑线上的机会。
 ▲Android手机原型机图片
而就在这一年，iPhone诞生，用一种崭新的全屏触控交互方式和后续出现的APP商店，开启了智能手机的一个新的时代。与此同时，HTC因为早早拥抱安卓系统，快速崛起，并且大力推广触屏智能手机。
 ▲2007年乔布斯发布第一代iPhone
2007年10月，国家取消了一个长达9年被称作“手机牌照”的制度。此前生产手机需要牌照，而这个牌照有三大门槛：2亿以上注册资金、连续经营两年以上、有研发能力和环保认证，将许多跃跃欲试的企业拦在了门外。
取消后，监管部门对手机制造企业将实施手机入网质量检测与消费者投诉监控，总体上就是在保证手机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企业入局的门槛。
就在这一年，在海的对岸，一家名为联发科的台湾芯片厂商，推出了一款可以洗牌整个手机市场的廉价芯片，即MTK手机芯片“Turn-Key Solution”。
 ▲联发科创始人兼董事长蔡明介
天时、地利、人和。就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中，以“超丰富功能、超低价格”为特点，增长迅猛的白牌“山寨机”来了。
2007年之后，山寨手机如雨后春笋一般席卷中国手机市场。在此之前，中国手机产业主要都是以贴牌生产或者合资为主，销量上也存在感微弱。
联发科的芯片成为了山寨机的核心，他们的MTK手机芯片集成度极高，集成了拍照、音乐播放、屏幕触控、蓝牙等功能，并且主板、芯片等硬件和系统软件打包在一起，手机厂商几乎只要套个手机壳，加上电池和屏幕，就能做成一部智能手机。
别看山寨机做工粗糙，但功能却很强大，价格也仅仅是很多外国品牌手机的一个“零头”，显然，对于当时的中国市场来说，这样的产品是极具杀伤力的。
从2008年到2013年，山寨手机的年复合增长率为11.7%，大大高于正规手机同期的4.4%。在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新兴市场，山寨手机尤其盛行。
而广东在这场山寨机大潮中成为了“桥头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05年，全国整体手机产量达到4.7亿台，2006年北京扩大领先优势，产能来到2.2亿台，广东反超天津位列第二，全国总产量约5.5亿台。
而一到2007年，广东手机产量开始迅猛增长，2008年反超北京成为手机制造第一大省份，2009年其优势进一步扩大。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广东深圳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这里见证了中国手机业的发展史，也推动着中国手机产业的发展，更是山寨手机赖以生存的肥沃土壤。
其实华强北曾经是广东福田区里的一片工业区，聚集了生产电子、通信、电器产品的商家，高峰时曾拥有40多栋厂房，商业区总面积达到1.45平方公里。
华强北路上的沿街商店达到700多家，光是贩卖电子产品的大型商场就有20多家，并且经营面积通常以1万平方米起步。
当时商贩们内心的真实写照就是：“每天起床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华强北自己的店里来。”华强北这三个字，成为了感情、客户、财富的代名词。
良好的电子产业发展基础、熟人、熟悉的渠道、浓厚的营商氛围，以及开放的政策、临近台湾省和大港口的地理位置优势，都成为了山寨机市场颇为看重的发展要素。
2007年10月，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在华强北诞生，使深圳成为中国电子市场的“风向标”、“晴雨表”。随后在2008年被中国电子商会授予“中国电子第一街”称号。
华强北成就了山寨机，山寨机也成就了华强北。
2010年全国手机产量正式突破10亿台，广东一省就贡献了一半产量，产量接近5.8亿台，广东手机制造中心的地位也基本确立，随后几年广东产量优势进一步扩大。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中华酷联时代国产手机唱主角，广东成世界手机制造中心
不可否认的是，在山寨机野蛮生长的几年，传统外资手机巨头仍然占据着市场的绝对主导。2010年前后，诺基亚、LG、三星、摩托罗拉等海外品牌仍然是中国手机市场的主流玩家。
山寨手机市场虽然火爆，也给国产手机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但国产手机真正走到舞台中央，还要等到2011年，而头部国产手机厂商，则大多来自广东。
2011年，曾经稳居宝座的诺基亚、LG、摩托罗拉、黑莓、索爱等品牌纷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份额下滑。此时，苹果、HTC、中兴、华为等品牌迎来了自己发展的契机。
也是在这一年，第一次有中国品牌进入了全球手机市场销量前五，中兴力压索爱、HTC、摩托罗拉和黑莓，以3.2%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五，当时华为排名第八，市场份额2.3%。
 ▲中兴Blade N880
毫无疑问，对于中国本土市场政策和市场风向的把握，国内厂商要更有心得。
“中华酷联”（中兴、华为、酷派和联想）为代表的中国厂商基本锁死了千元智能机市场，在中低端机市场中，他们积极与运营商合作，吃准了补贴的红利。
2011年左右正值国家大力推广3G普及的高潮，运营商们也在激烈争抢3G用户，给手机厂商们的补贴也非常“大方”，截至2011年12月底，三大运营商终端补贴总额已经接近600亿人民币。
通过补贴，运营商们希望让更多人用上自己的电信服务，而千元机这类市场用户拓展速度最快、对价格最敏感的就是运营商们的最爱。
甚至得益于一些补贴政策，“充话费送手机”已经成为了常态，只要预存一两年话费，就可以直接把手机带回家。
同一时间，中兴、华为、酷派、联想等厂商纷纷采用“机海战术”，几乎大街小巷每一个运营商的柜台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国产手机，铺货量达到了空前规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除了价格极具诱惑力，相比海外品牌，国产品牌手机不论从处理器、存储规格、拍照能力还是电池容量等方面来看，都更有优势。国产智能手机凭借“性价比”迅速淘汰了功能机。
2013年，全国手机产量达到了16亿部，仅广东一省就占去了8亿部，中兴、酷派的总部坐落于广东深圳的南山区，而华为则成为了深圳龙岗区的代表，仅广东一省，就拥有中华酷联四强中的三家。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提到性价比，2011年8月16日，雷军用1999元的小米1，将“性价比”烙印在了那一代对手机感兴趣的年轻人心中。而两年后推出的红米手机，则将性价比做到了极致，“为发烧而生”成为了小米的代名词。
2013年，小米手机销售量达到了1870万部，而此时距离雷军创办小米仅仅过去了两年。
2008年、2011年，段永平的两大弟子陈明永和沈炜先后将OPPO、vivo带入手机市场，铺遍大街小巷的广告、绿色和蓝色的标志性吉祥物，品牌营销成了OV的主打，而线下渠道也逐渐成为他们崛起的基础。
OPPO和vivo都坐落于广东东莞长安镇，两者的手机制造基本上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也有自己的手机工厂，对广东手机产量的贡献也逐渐提升。
伴随着国产智能手机崛起的，还有安卓系统的普及。2013年第二季度，安卓系统占据全球八成市场，安卓手机总销量为1.77亿部。
面对智能手机和安卓系统的浪潮，巨头诺基亚选择找微软开发Windows Phone操作系统，虽然界面新颖，开始吸引了不小的关注，但面对功能强大、丰富且高度自定义化的安卓，仍然心有余而力不足。
 ▲诺基亚925
2013年，微软宣布以54.4亿欧元收购诺基亚设备与服务部门，但最终在三年后，诺基亚将Nokia品牌授权给了HMD公司，通过富士康代工生产。就此，诺基亚逐渐成为了手机市场的“Others”玩家，将主营业务又转回了通信业务老本行。
市场的淘汰速度，快的让诺基亚来不及反应，并且不留一丝情面。看看三年前，再看看三年后，诺基亚CEO奥利拉不禁发出了那句经典的感慨，“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我们还是输了。”
四、苹果“一机之力”带起河南，手机产量三级阶梯
时间来到2014年，我们可以看到河南和重庆的手机产量增长迅速，先后超越北京成为第二、第三，两个省份在2015年产能均超过了2亿台。
2015年全国手机产量正式突破了20亿台，产量呈现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广东遥遥领先，占据近一半产量，约9.4亿台；第二梯队为河南和重庆，共计约5亿产量；第三梯队为江西、北京、湖北、山东、江苏、天津、浙江等。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前三省占据了70%产量，手机的产能变得越来越集中。这背后，手机代工模式的发展是主要因素之一。随着手机出货量达到十几亿的级别，单一厂商的自家工厂难以满足所有需求。
手机代工需求也愈加凸显，富士康、比亚迪、伟创力等厂商成为了手机品牌的代工首选。尤其是以富士康为代表，苹果的iPhone系列手机约有八到九成都由富士康代工，河南郑州就是富士康最核心手机代工厂之一的所在地。
2016年全国手机产量首次出现下降态势，一年内减产了约1亿台，总产量跌破19亿台。2017-2018年四川手机产量增长明显，超越北京成为第四。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重庆和四川手机产量的崛起，跟政策的扶植有非常大的关系，两个省份都大力引进电子制造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vivo、OPPO、金立、百立丰等厂商向重庆聚集，在2016年国内最大手机零售商迪信通也将总部落在了四川。
五、起于代工、成于自主，将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下一步
研究中国手机产量的变化以及区域分布的变化，是非常有意思的，从中可以看到无数品牌的兴衰迭起，能够看到中国手机产业从“给他人做嫁衣”到如今国产品牌成为国内市场的核心，甚至在全求市场也争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随着技术的进步、工业的完善，产量似乎已经不再是问题，中国手机品牌，也将目光逐渐从量转向了质。过去是海外芯片和系统的开放成就了国产手机初期的发展，而今天，芯片和系统也成为了国产手机发展的枷锁。
手机产量从2016年开始一路下滑到2020年，也说明手机市场的红利已经基本吃尽，存量市场的厮杀更拼的是技术的硬核博弈。所有中国手机厂商，也将重心都提早转向了自研技术的攻坚上。
但不论是华为芯片受制造工艺限制难产，还是操作系统底层始终难以突破安卓的条条框框，我们都能看到，在基础科研技术方面，中国科技企业依然任重而道远。
结语：中国手机产业从制造基地转向智造源地
过去20年，中国手机产量完成指数级增长，从百万部发展至数十亿部，成为世界手机制造中心，并构建了目前来看最全面的手机产业链。
期间，以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地区为代表的主要手机产区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的增长。从京津双雄到京津广三国杀，再到以广东为中心的“一超多强”格局，中国手机制造产业从北向南转移。广东也不断磨砺成长，最终稳固自身霸主地位。
中国手机品牌开始走向全球，在全球TOP5的手机厂商中，小米、OPPO和vivo占去了三位，并且势头正盛。但我们也能清晰的看到，在芯片、操作系统等核心领域，对于核心技术的把握仍然是厂商们努力的方向。
在中国成为全球手机产业的“宇宙中心”之后，中国手机厂商逐渐走到舞台中央，下一步必将经受更严苛的考验。谁会成为下一个三星、苹果，又是否会有人成为下一个诺基亚？我们静观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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