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将“不得不”加快节奏，把部分业务的数据中心放在中国。
今年一月中旬，苹果CEO库克访华时，受到北京市市长王安顺的接见。据知情人士透露，王特意花了很多时间介绍了北京的几个数据中心项目。
而在去年大致同样的时间，两人也曾有过会面，王当时还说“希望双方以苹果在京投资建设研发中心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合作。”这引发了媒体的猜测，他们甚至认为苹果已经有了两个国内数据中心的备选地点：张家口和内蒙古。
其实苹果一直想加速这件事，因为目前只有APP Store算是唯一进入中国的业务，还处于“灰色地带”（中国的政策是需要成立合资公司），苹果绝大部分业务的数据管理都在国外，这严重影响了苹果的用户体验。2012年，苹果在香港筹建了一个大型数据中心，实际上主要是为了中国市场，但考虑到香港的电力成本，他们内部并不觉得这个策略具有可持续性。
而与大多数跨国公司的困惑相同的是，苹果在全球都是自营业务，没有成立合资公司的概念，中国政府的相关要求其实并不符合苹果的准则。
但“斯诺登事件”加速了这一切。巴西下议院刚刚通过了反网络间谍法草案，规定国外的通讯网络公司必须把巴西网民的数据和通讯内容储存到巴西境内的服务器上。欧盟也在推动类似的法律条文，中国政府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从经济观察报记者接触的多家相关公司的反馈来看，立法工作应该已经开始了。
所以，受到政府“敦促”的国际公司不止苹果一家。“按照现在的情况，外国公司必须提前布局，趋势已经很明朗，谁不开始准备，一旦政策出台，就失去机会了。”一位不愿具名的行业人士称。
进来有多难？
实际上，包括已经进入中国的微软、亚马逊在内的国际公司，大多在5年前就开始考察中国的机会。这些公司并不是不懂得中国政策的特殊性，亚马逊AWS全球副总裁容永康告诉本报记者，在他2012年加入亚马逊，开始具体操作落地事宜之前，亚马逊已经在中国准备了三年。他们见了很多各级政府的官员，以寻求政策上的帮助。
但那时中国政府对数据中心，以及更深层次的云计算并没有太大的概念。直到现在，中国80%的数据中心资源还是由三大通信运营商所拥有，大部分的民营云计算公司都还是主要依靠租用运营商的数据中心去开展业务。“国外已经有一条成熟的产业链，从数字地产，到服务器托管业务，再到之后的云计算服务，每一个层级都有很多公司在参与。”蓝汛董事会主席兼CEO王松说，“但中国基本上就停留在租赁机柜这些简单的业务上，不是国际公司不想进，是这些基础设施完全供给不足。”谷歌在2005年进入中国时，曾跟他谈过自己的需求，“结果他们说，有钱都不知道给谁。”
再加上2011年，由于“网络色情”、“手机吸费”、“电信腐败”等问题，工信部一度停掉了IDC（互联网数据中心）和ISP（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牌照发放。这是在中国开展云计算业务必备的两个牌照，因此，几大国际巨头不得不去争抢紧俏的几家牌照齐全的公司作为进入中国的“落地点”。
但几个已经感受到“数据时代”压力的地方政府，如之后跟微软合作的上海市，以及跟亚马逊合作的北京市，都开始主动去“推动”国际公司的入华。
亚马逊的“前店后厂”（把销售、研发和对网络延迟要求不高的服务放在北京，大量的数据中心建在宁夏）模式就出自北京中关村管委会党组书记苟仲文的尝试，他曾在北京周边的几个区做过类似的尝试。而在跟亚马逊沟通之后，他亲自牵头宁夏自治区政府等几方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整个落地过程。“其实政府的主导作用非常明显。”容永康称。
上海也同样如此。2012年11月，微软公有云服务Azure落地时，上海市政府也是签约方之一。而在之后，微软在上海“智慧城市”这个项目上，也是投入和得到了大量的资源。
在苹果入华这件事上，北京显然排在了最靠前的位置，即便包括上海在内的城市也在争取。不过苹果对此一直都很谨慎，据知情人士透露，苹果的一位副总裁级别的高管曾经在来华时，向中方做出了一些不太明确的承诺，结果就被迅速地辞退了，“苹果还在评估一些事情的价值。”
比如去年初，他们开始在中国与CDN（内容分发网络）厂商合作，以加速APP的下载速度。如果不是中国政府因为“斯诺登事件”的态度转变，它完全可以用网络加速的办法来代替把数据中心搬到中国。
政府的狂热
中央政府态度看上去逐渐明朗，几个很直接的变化就是：各部委下属的研究院开始有很多相关的课题上马；已经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国际公司高管会非常频繁地被工信部约见，汇报一个周期的工作情况；政府层面的各级单位纷纷布局云计算，几乎每周，都有“地方政府携手某厂商建造数据中心”类似的消息爆出。
而且，政府部门对云计算不再毫无概念，他们有的甚至非常懂得如何在潜在政策的基础上做“试点”。
蓝汛在2010年上市之后，通过北京顺义区政府在保税区拿了一块地，用于建造所谓的“数字地产”。这种美国非常流行的商业模式此前在中国并没有，它不是一个完整的IDC，只是提供了摆放服务器的机房和水电等基础设施，客户可以把自己的服务器放在里面，当然也能租赁蓝汛的。
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北京海关得知了这个项目，王松被邀请去给副署长汇报，“他们对业务非常敏感，当时有很多传统的IDC企业也在向他们投标。”
海关有两个困惑：一是电子商务带来的碎片化，“电商都不是大宗商品买卖，一条裤子或一本书，可能只要收几毛钱的关税，但成本极高，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去哪交，而跨境电子商务在未来会成为一个趋势。”
第二就是虚拟化商品的进口，比如电影、音乐、游戏，“量越来越大，但是跟海关一点关系都没有。”王松说，“跨境电子商务已经炒得很热了，很多人并不是想逃税，他们其实愿意交税，只是没人去管理。海关就是想把这个跨境交易规范化、方便化，比如税种不那么复杂，下单时就直接扣税之类的。”海关需要通过蓝汛这个项目，用云计算去解决这些问题。
之后又有其他政府的部门介入，他们现在甚至在尝试建立离岸的数据中心，就是政府经常说的“境内关外”。这会是国际公司更理想的选择，因为他们把数据中心放在这里，会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而一些想要在国外发展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也不会受到国外政府的阻碍。
“但这一切都只是试点，还得看国家的政策能到什么程度。”王松称。即便如此，包括上海、广东、重庆、天津等区域类似的部门都在联系蓝汛，他们也想把北京的这个项目复制到各自的保税区、空港区里。
因为这对那些国际巨头来说，有着极大的诱惑。至少在保税区里，所有的服务器等设备都可以享受退税和免税政策，比例大概在15%-17%.这足以抵消掉国际公司把数据中心迁移到中国的成本。如果还能再实现“离岸数据”，那么中国的政策条件就会很有竞争力。
各地政府的热情也出奇地高涨，最简单的出发点就是能通过这种方式吸引到国际巨头的入驻，会带来可观的税收。而且，一个带有“云计算”标签的城市显然更有国际影响力，这会直接影响到它在其他领域的招商引资。
但中央政府或许有更深层次的思考，毕竟到去年为止，中国IDC产业的规模才有267.8亿元人民币（工信部电信研究院的数据），这远远低于美国的水平。最直接的差距就是美国根本没有“IDC”这个行业，因为它分得实在太细了。
“中央政府需要去考虑这一系列政策能不能真正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而不是仅仅成为地方政府的筹码。”上述不愿具名的行业人士称，“所以，苹果如何处理中国市场的数据问题，就能非常准确地反映出中国政府的想法。”